城市高楼,为什么会变成一些鸟类的新悬崖?

我们通常会觉得,高楼越多,鸟类的生存空间就越少。

这个判断当然不算错。玻璃幕墙、噪音、夜间照明和密集人流,确实让许多鸟类更难在城市中停留、觅食和繁殖。但如果把问题看得更细一点,会发现另一面:对一些原本就习惯在高处、岩壁、缝隙、桥洞或陡峭边缘附近筑巢的鸟来说,城市里的高楼并不只是障碍,有时反而像是“新的悬崖”。

尤其像上海这样高层建筑密集、垂直空间高度发达的大城市,这种现象其实很值得认真看一看。

对人类来说,高楼是住宅、写字楼、酒店和地标;对某些鸟类来说,高楼的立面、檐口、凹槽、设备平台和桥梁结构,可能意味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态含义:

高度、边缘、隐蔽点、开阔视野,以及不容易被地面捕食者接近的巢位。

换句话说,人类不断向上建造的城市,也在无意中复制出了一部分类似天然悬崖的空间结构。


一、城市没有悬崖,但造出了“功能上相似的悬崖”

从鸟类生态学的角度看,适合筑巢的地方,并不一定非得长得像自然悬崖。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具备几个关键条件:

  • 足够高
  • 结构稳定
  • 有边缘、凹槽或缝隙
  • 视野开阔
  • 不容易被捕食者或人类直接接近

天然岩壁、崖缝、陡坡和高处平台,本来就满足这些条件。而现代城市中的很多人工结构——高楼立面、桥梁、屋檐、外墙缝隙、设备层——在功能上也能提供类似的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城市生态研究里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注意到:一些鸟类并不只是“忍受城市”,而是在主动利用城市中新出现的空间资源。

有研究综述指出,城市里的建筑、桥梁、孔洞和各种人工结构,既可能带来新的威胁,也可能提供新的巢位机会。对于那些能够利用建筑缝隙、边缘和高处平台的物种来说,城市并不只是自然栖息地被压缩后的剩余空间,有时也会成为新的繁殖场所。

所以,“高楼变成新悬崖”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它真正想表达的是:

城市用钢筋混凝土重新造出了一批对某些鸟类来说可以使用的高处结构。


二、最典型的例子,是把高楼当作悬崖替代物的鸟类

这一点在游隼等崖栖鸟类身上最容易理解。

游隼原本就是典型的高处繁殖者。在自然环境中,它们常常会选择悬崖、岩壁等高位地点筑巢。近年来,一些城市生态研究发现,游隼会把高层建筑当作天然悬崖的替代物来使用。

例如,一项关于伦敦城市游隼繁殖栖息地选择的研究就发现,这些游隼明显偏好高大建筑集中的区域,因为这些地点在功能上与自然悬崖相似:高度足够、结构稳定、视野开阔,同时便于观察周边环境和开展捕食活动。

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它说明鸟类未必只对“自然物”本身作出反应。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往往是某种结构特征:高、陡、稳、开阔、难接近。

如果一栋楼在空间上提供了类似悬崖的效果,那对某些鸟来说,它就可能成为可以利用的新巢位。

放到上海这样的城市语境里,这个逻辑尤其容易成立。高层建筑、桥梁体系、沿江沿河的开阔地带,以及丰富的城市鸟类资源,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立体生态环境。对部分鸟类而言,这未必只是压缩生存空间,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机会窗口。


三、为什么高楼对一些鸟来说,可能反而更安全

说高楼像悬崖,还只是表层描述。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鸟选择?

一个直接原因当然是“高”,但高本身并不是全部。鸟类在选择巢位时,看重的通常是一组同时出现的条件。

1. 更难被地面捕食者接近

在许多环境里,巢失败都和捕食有关。蛇、鼠、猫以及其他捕食者,都会影响繁殖成功率。城市里同样如此,尤其对低位巢、灌丛巢和建筑低层巢位来说,地面风险并不低。

而高楼立面、桥体高处、檐口边缘和狭窄缝隙,往往会把一部分地面捕食风险直接挡掉。

2. 人类存在很多,但直接干扰未必更强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很多鸟并不是不怕人,而是更倾向于利用那些人很多,但人碰不到的地方。

比如一个高层建筑外立面的凹槽,可能就位于城市最繁忙的地段上方,但因为位置高、结构特殊,反而比低层绿地边缘更少受到直接干扰。

3. 视野开阔,更利于警戒和进出

高位巢点常常具有更好的观察条件。对一些偏好高位活动、需要快速起飞或依赖周边开阔空间的鸟来说,这类地点更有利于警戒和进出。

4. 结构稳定,可被重复利用

一些现代建筑的边缘、平台和缝隙具有相对稳定的几何结构。对鸟类来说,这意味着某些巢位可以跨繁殖季重复使用,或者在同一片区域内长期存在。

所以,高楼提供的并不只是单一的“高”,而是一整套组合资源:

高、稳、边缘化、相对隐蔽、难接近、视野好。

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足以让部分鸟类把它识别为可用的繁殖空间。


四、鸟类适应城市,不只是在换巢位,也是在学会利用人类环境

如果只把城市鸟类的变化理解成“从树上搬到了楼上”,其实还不够。对很多城市鸟来说,真正的变化不是单一巢位替代,而是开始在更大尺度上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环境。

一种典型表现,是人工材料进入筑巢行为。越来越多研究注意到,城市里的鸟会把塑料纤维、绳线、包装材料甚至烟头带进巢里。对它们来说,这些材料轻、好找、分布广,很容易被纳入巢材的一部分。但这不等于它们一定更好。人工材料可能带来缠绕、暴露和污染等风险,也可能构成一种表面方便、实际代价不小的生态陷阱。

另一种表现,是把人类食物系统纳入觅食策略。在城市里,食物并不只是自然散布的果实、种子和昆虫,也包括人类活动带来的剩饭、投喂点、街边摊位、垃圾清运节律,甚至是居民区里高度规律化的生活场景。对一些鸟来说,这些资源并不随机,而是可预测的。它们开始利用人的时间表,去判断什么时候更容易找到食物。

还有一种更容易被忽略的变化,是时间上的适应。城市里的灯光、噪音、人流和交通,并不只是背景,而会改变动物活动的节律。哪些时候适合觅食,哪些时候应该避开,哪些地方虽然有人但仍然安全,这些都可能成为动物重新学习的内容。

所以,城市并不是简单地把动物赶走,或者给它们一套现成的新家。更准确地说,是城市不断制造出新的资源、新的机会和新的风险,而动物则在这些条件之间试探、筛选和调整。


五、不是所有鸟都适应了城市:谁留下,谁退出,本身就是一场筛选

如果只看到那些已经适应城市的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鸟类总能慢慢学会和城市共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城市并不会平均地善待所有鸟类。

高楼、玻璃、噪音、人工食物、封闭建筑、硬化地面和持续的人类干扰,构成的是一整套新的筛选机制。有些鸟类恰好能利用这些变化,于是留下来;另一些鸟类则因为原本依赖的条件被改写,而在城市里越来越难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

比如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麻雀和燕子曾经是极其典型的“人类身边的鸟”。但在不少地方,它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常见。原因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可能包括:老式屋檐和缝隙减少、可筑巢空间改变、昆虫资源下降、建筑表面过于光滑封闭,以及生活环境过于单一化。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过去熟悉的人类伴生鸟,都同样适应了今天的城市。

相反,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甚至不太被当回事的鸟,反而更像现代城市里的“适应型选手”。珠颈斑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不像猛禽那样有戏剧性,也不像燕子那样容易被赋予情感色彩,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它有点木、有点呆。但如果从城市适应的角度看,这类鸟反而非常值得重视。它们能接受人的存在,能利用居民区、楼边、树木和建筑边缘活动,也更容易使用那些细碎、稳定、并不完美却足够可用的人造空间。像空调外机周围这种相对温暖、稳定、又不太容易被打扰的微环境,对它们来说就可能是很现实的资源。

这种适应不一定显得“聪明”,却非常有效。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不是简单地“让鸟变少”或者“让鸟变多”,而是在重新决定:

哪些鸟能留下,哪些鸟会退出。


六、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鸟会不会适应,而是什么鸟能适应

把这个现象放回更大的城市生态背景里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会出现:

为什么有些鸟能把高楼变成机会,而有些鸟却在城市里越来越少?

答案很可能与不同物种的行为可塑性、风险容忍度和资源利用能力有关。

那些能够利用高楼、桥梁、屋檐、缝隙、人工巢材、人类食物和城市时间规律的鸟,更容易成为“城市赢家”。而那些更依赖天然树洞、连续绿地、低干扰环境和传统巢位的鸟,则可能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失去空间。

所以,城市高楼之所以会变成一些鸟类的新悬崖,并不是因为城市变成了自然,而是因为城市正在重新筛选:

哪些鸟能读懂这套新环境,哪些鸟不能。

这也是这个现象最值得写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鸟住进了楼里”,而是一个持续发生中的生态重组过程:

  • 人类改变了空间
  • 鸟类重新利用了空间
  • 不同物种因此走向不同的城市命运

结尾

站在地面上看,城市高楼代表的是密度、速度和人类力量。但从某些鸟的视角看,这些高楼也可能是新的岩壁、新的高台、新的边缘和新的巢位。

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成了理想家园。它只是说明了一件事:

动物并不只是被动承受人类世界,它们也在不断试探、学习、利用,并重新定义这个世界里哪些地方仍然可以生存。

而高楼变成“新悬崖”,只是这种适应中最醒目的一个画面。


参考资料

  • Jokimäki, J. et al. Urbanisation and nest building in birds: a review of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Ornithology (2019).
  • Kettel, E. F. et al. Breeding habitat selection of urban peregrine falcons (Falco peregrinus) in London. Journal of Urban Ecology (2021).
  • Silva, R. et al. A potential consequence for urban birds’ fitness: Exposed anthropogenic nest materials reduce nest survival in the clay-colored thrus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3).